杜甫和白居易现实型作品的异同
杜甫和白居易均是唐代颇负盛名的大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型作品。
作为唐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两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向往步入仕途，辅佐天子，造福百姓。尽管二人遭遇不同，但这种思想却无意中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进而两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应运而生。在现实型作品中，杜甫以“三吏”、“三别”闻名，白居易凭《新乐府》、《秦中吟》享誉;杜甫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白居易有《观刈麦》、《与元九书》。二人的作品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细细品读，各有千秋。
一、相同之处
1.善用对比。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在《卖炭翁》中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均是感天动地的惊世绝唱，均是我国现实主义作品宝库中的精华之句。先看杜甫的描写：富贵人家丰衣足食，贫寒百姓饿死街头，这一对比鲜明而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再看白居易的描写：卖炭翁的衣单与天寒形成对比，而卖炭翁的愿望与现实更形成对比。天寒而老翁衣单，不可。天不寒则老翁炭贱，也不可。社会硬生生把卖炭翁逼上了绝路。在二人的其他作品中，对比也十分常见。杜甫的《石壕吏》中，征兵者的暴戾和百姓的悲苦是对比;《新婚别》中，本应有的新婚燕尔和战争离别是对比;《垂老别》中，本应是安享晚年的老人和被迫奔赴战场是对比。部部作品读来如泣如诉，感人至深。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中，多见官宦人家与平常百姓的对比，这种对比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难怪会出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的局面。
2.融抒情于叙事。
既然为现实型作品，必然少不了对客观现实的叙述与描写，而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全不是单纯地叙述描写，而是融抒情于叙事，叙事和抒情相结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既是呼吁，更是抒情，抒博爱、同情天下寒士之情，是前文描写茅屋破败后情感的自然流露。前文的“冷似铁”、“踏里裂”，正是融入主观情感的描写。这种写作手法使得描写更加饱满，使得抒情有依据，二者相辅相成，使得诗作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的《观刈麦》尾，“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是抒情句，是前文的升华。而对夏日刈麦的劳动人民的描写中也渗透着同情、关爱之意。
3.以小见大。
对于杜甫来说，从宏观上把握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灾难是十分困难的，他无法统计出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人民死于战火。因而他选择了记录一个又一个生活片段，描写典型的人物生活。在后人看来，读杜甫的这类诗作就能推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杜甫的这种手法就是以小见大。同样的，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唐德宗、唐宪宗时代。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土地与赋税问题十分严重，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境地。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朝廷生杀大权，而封建官僚的竞争尤其激烈[1]。白居易作讽喻诗，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秉承和杜甫一样以小见大的手法，写下《轻肥》、《歌舞》、《买花》等，以官宦的生活片段作突破口，以小见大，为民请命。而属于《新乐府》的《杜陵叟》和《卖炭翁》，都是以一人写千万人，他们就是千千万万贫苦百姓中最普通的一个。
4.采取主人公自述的方式。
在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些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兵车行》中被征发的士卒，《石壕吏》中哭诉的老妪，他们的自述让作品多了一份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样，白居易笔下的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均向读者倾诉生平遭遇，引人怜悯。对于这些抒情主人公的肖像、服饰的刻画，都细致入微。
二、不同之处
1.杜诗精巧，白诗通俗。
在诗歌创作上，杜甫曾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提倡炼字炼句，刻画细致。不仅体现在他的律诗上，还体现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上。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四句运用扇面对，极写贵族生活之奢华。《新安吏》中，“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白水东流象征应征的男子向东出发，一去不返;青山啼哭拟人，似乎也知离别之苦[2]。二句对悲苦气氛进行了极致渲染。《垂老别》中，“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惊天地泣鬼神。“腥”字调动了读者的嗅觉，同时触动了读者的心灵。“丹”字让士卒的血染红整个山川平原的惨烈跃然于纸上。
白居易尚通俗。释惠洪的《冷斋夜话》中写道：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3]这种通俗风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中也有反映。从《卖炭翁》来看，“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语言平实通俗，初读便能读懂其意，与今天的白话文相差无几。又如《轻肥》中对宦官生活的描写，言简意赅。但通俗不是无艺术高度，通俗是白居易的艺术特色。
2.杜诗自然，白诗拘谨。
从两人现实型作品的创作动机来看，杜为抒怀，白为讽谏。杜甫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白居易是先有讽谏的目的而后创作诗歌，因而很容易看到两个人的不同。白居易和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作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狭窄的路途[4]。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的狂风吹走杜甫茅屋的茅草，茅草乱扬、孩童抱茅之后，杜甫开始叹息生活的艰苦。然而这种感情在杜甫博爱情怀下即刻转成对天下寒士的同情，这一系列情感的变化是十分自然的。从他著名的“三吏”、“三别”来看，更是缘事而发，眼见之事触动心灵悲愤之情不可不发的结果。杜甫不是谏官，更像为自身写作。对于白居易而言，《新乐府》、《秦中吟》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十年这一时期，此时他身为父母官，尤其是任左拾遗的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本应进谏。他在《新乐府序》中说道：“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时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因为所作诗歌免不了概念化色彩。如同为《秦中吟》的《轻肥》和《歌舞》，均用大段篇幅铺陈权贵的享乐生活，最后两句与前文形成惨烈对比。
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诗歌在当时和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白居易，“非乐天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淮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5]。重读二人的现实诗，寄予百姓同情之余也为诗人关心时弊、心系百姓的品德所打动。二人的异同，随着对二人现实型作品研究的深入，定会更明确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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