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京味以外
老舍并不仅仅是民族性的作家，他的创作受到外国文学和作家的影响，其作品也在国外被大量翻译，受到当地读者的喜爱和研究者的关注。
老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素以刻画新、老北京著称，京味十足。然而，老舍并不仅仅是民族性的作家，他的创作受到外国文学和作家，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另外他的作品也在国外得到认可，并被大量翻译，受到喜爱，曾形成过热潮。
可以说，老舍是伦敦造就的作家。1923年老舍在南开中学任教时,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但老舍并不认为这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除了在学校里练习作文作诗，直到我发表《老张的哲学》以前，我没写过什么预备去发表的东西，也没那份儿愿望。不错，我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可是那不过是为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也没有。”[1]1924年夏天，老舍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从上海登轮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在伦敦，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教书，业余和假期跑图书馆。当时为学英文，他开始阅读小说，但还未动过创作小说的念头。在异乡呆久了，新鲜劲儿过了，感到寂寞，怀念家乡，看到小说中那些场景的描写，深有感触，便想把自己记忆或脑海里的图画也写下来，于是拿起了笔。关于这一点赵毅衡曾有论述“都知道老舍是在伦敦居住五年，接触英国文学，才成为作家的。很少有人了解是异国生活的孤独寂寞，才把这个中国年轻人逼上了写作道路。老舍在《我的创作经验》中提到：‘27岁我到英国去。假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做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2]。
有了写作的念头后，就要找一些“画稿子”，那么为什么不师法中国的文学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老舍受到五四文学革命的洗礼，他认为,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学,只能按照孔孟的道理说话,按照贾陆韩苏的技巧行,因循守旧“今古一致,思想与技巧大致相似,即使文体有些变化,也不过是平湖上微微的一些波纹已”[3]另外就是，新近读的作品更能成为直接的源泉“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可是对外国小说我也知道的并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好吧，随便写吧……况且呢，我刚读了Nicholas Nickleby(《尼可拉斯?尼克尔贝》)和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1]他于1925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国内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始载署名舒庆春，续载《小说月报》第17卷8号改署老舍。
1929年，老舍离开英国。但他并未立刻回国，而是去了新加坡。一是因为钱只够到新加坡，二是想看看康拉德笔下的南洋。康拉德是老舍十分推崇的作家“《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得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略，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我不仅打算细写，而且要非常的细，要象康拉德那样把故事看成一个球，从任何地方起始它总会滚动的。”[1]1935年11月10日，发表重要文艺论文《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这个创造者就是康拉德。到了新加坡以后老舍在一所学校任教。目睹了新加坡当时的社会状况后，他放弃原先打算要写的爱情小说，着手创作《小坡的生日》。《小坡的生日》几乎是用儿童的白话写成，“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1]这种“贫”也在老舍后来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幽默语言。
老舍从新加坡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写作，期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等。《猫城记》于1923年10月到1933年4月在《现代》杂志发表，小说中的“猫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老舍曾说《猫城记》是他的长篇小说中“最软”的一本，简直是“噩梦”。但是美国莱尔1970年在他译的《猫城记》前言中认为：“首先，此书实际上比老舍自己说的要好。除了文学价值之外，它作为三十年代初期社会文献资料来说，有极大的价值。”[4]这本《猫城记》的另外一个价值，就是它很好的体现了老舍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借鉴。“苏联谢苗诺夫在1977年写道：作者自己说他的这部书和威尔斯的《月亮上的第一批人》接近……但按其社会尖锐性，《猫城记》却超过了威尔斯的作品。”[4]除了威尔斯《月亮上的第一批人》外，也不排除斯威夫特《格列夫游记》，阿里斯多芬《鸟国》，拉伯雷《巨人传》，但丁的《神曲》的影响，老舍在《我怎样写猫城记》里说过《猫城记》是但丁的游‘地狱’,看见什么说什么”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作长篇《四世同堂》，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
1946年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在美国讲学一年。一年后老舍继续留在美国写作。先后写出《鼓书艺人》与《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在美期间，老舍先生口授，埃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打字，两人共同翻译出《四世同堂》的英文译本，英文书名叫The Yellow Storm。老舍在1949年2月9日，自纽约给一朋友的信中写道：“《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离婚》译本出版了，评者十之八九予以赞美，可是销路很差!不管怎么说吧，《骆驼祥子》、《离婚》及《四世同堂》三书在美出版;《牛天赐传》(熊式一译)出版，有四书在国外印行，也算有了点交代。若不为等‘四世’译完，我早就回国了。”现在我们出版的中文版《鼓书艺人》与《四世同堂》节译本最后十三章，是由马小弥根据英文本再翻译回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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