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的思想
李商隐是晚唐时期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在他生活的时期，统治阶级昏庸无能，社会黑暗，人民生活疾苦。
李商隐生活在唐帝国晚期，他经历了山河破碎，日薄西山的时代。同时他不幸的身世也给他带来感伤的情绪，因此他的大量诗歌中反映出忧虑意识。晚唐朝廷极度荒淫腐朽，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的日益嚣张，朋党之争异常激烈，人民生活疾苦，所有这些在李诗中都有所触及。李商隐的诗歌揭露政治黑暗和社会不公，有对自己，也有对国家、君主、人民的反映。他的诗歌表现出忧虑感伤的美，使得他不愧为晚唐优秀的抒情感伤诗人。
一、关心民生疾苦
由于当时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社会黑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李商隐在对上层统治集团进行揭露抨击时，对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有反映。在《行次西郊一百韵》中，他写出西京农村在天灾人祸侵袭下荒凉残破的景象和农民无以为生，被迫为“盗”的情况。反映了藩镇割据、宦官乱政、统治集团重赋剥削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说明他对百姓的同情。“草木半舒柝，不类冰雪晨。又若夏苦热，焦卷无芳浸”。写出当时农民生活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极差。“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诗人一一走过十家，没有一家幸存的，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对人民的迫害。甘露之变后，宦官对人民的凶残压迫，以及朋党之争，朝廷的无能使得人民惨死或是颠沛流离。“城空鼠雀死，人去才狼喧”，没有人影，全是豺狼的喧叫，多么惨的景象啊!
在这场宦官的叛乱战争中，百姓遭到极大的迫害，他们只求得“不复仪所适，但欲死山间”而更惨的是“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揭露出官吏逼迫“穷民”为盗贼的实质。诗人面对此种情况后，写到“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表现诗人愿为民请命，肝脑涂地的决心，揭示了诗人对人民生活的担忧，对黑暗社会的抨击和批判。《灞桥》中诗人想到北方人民在回鹘统治者的侵略下饱受苦难，表现对人民的同情和担忧。《即日》、《异信》等诗对人民在酷虐政治的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流露出深深的同情。但比起他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揭露抨击，显得远为逊色。但诗人是关心人民生活的，对人民的悲惨命运是深深担忧的，他希望人民安居乐业，但个人力量是微弱的，面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只能表现出自己愤慨和担忧。
二、担忧朝廷政局
唐代后期的皇帝迷信神仙方术，妄求长生，祸财害民，荒废政事。诗人针对这一现象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辛辣的嘲讽了求仙的愚妄。如著名的《瑶池》在传说的基础上虚构出西王母盼不到穆王重来的情节，含意深长的显示了所谓神仙也不能使求仙者逃脱死亡，连神仙和求仙者都在一起做了兜底的批判。
李商隐是一位关心国家，关心民生的诗人，他有很浓厚的“忠君”思想，他所经历的晚唐时期的皇帝如唐穆宗、唐敬宗这些最高统治者都是非常的荒淫昏庸，于是他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忧心忡忡，他对一国之主的皇帝感到失望，他借助咏史来传达自己用心良苦的微言大义，希望能达到使君主鉴之的目的，改良朝政的目的，所以他《咏史》中写到“历鉴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他写的《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寄予了他吊古伤今的意义，由很强的讽刺意义，讽刺汉文帝不知道重用贤臣，重用鬼神却不问苍生，由古想到今，当今皇帝昏庸无能，不能视贤重贤，使诗人对君主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之情。《马嵬二首》其一：“冀马动犀燕地来，自理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其二：“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来人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此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级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两首诗都是写玄宗迷恋女色，荒废政事到头来兵祸来临，妃子也难保。《有感二首》更是批判换地昏庸无能，结尾两句“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更是讽刺文宗忘记历史教训，又过上荒淫无度的生活。这些诗都表现出诗人对君主昏聩无能的痛心和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担忧之情。
三、关注国家安危
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是唐朝晚期，从唐敬宗和唐文宗开始，大唐开始出现衰败之势。在他的诗歌中反映出了藩镇割据、宦官夺权、朋党之争，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人民生活疾苦，同时也表现了诗人追求国家统一、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的理想。
从安史之乱以来，藩镇长期割据叛乱的局面使他可能从纵的历史发展和横的社会联系上去认识藩镇割据的严重危害以及这一局面形成与延续的原因。在《行次西郊一百韵》这首长诗中，追溯历史，推原祸始，揭露开元以来朝政的腐败，上层的淫奢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而且指出长期的割据叛乱不仅严重的削弱了中央集权，也深化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使得边防空虚，而且农村生产凋敝，农民生活极端穷困，并且把它看作是国家的“疮疖”之患。在《寿安公主出降》一诗中，他深刻揭露了“送王姬”的“礼”实质上是笼络讨好。藩镇的屈辱妥协政策把藩镇和批判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紧密结合起来，展示了更为深广的.内涵。在《赋得鸡》中，李商隐则把割据者比作一群贪婪好斗不愿报晓的鸡，对于揭露割据势力、贪婪利己的特点具有典型意义。
宦官专权也是唐朝后期政治腐败的重要标志。李商隐也有大多作品是抨击宦官的，突出的表现了他对黑暗势力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对国家的深切关心和担忧。这一类诗多数写于甘露之变以后朝野间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的时期。当时，连白居易这样曾愤怒揭露过宦官的诗人也碍于政治环境的黑暗而不得不收敛起战斗的诗笔，而李商隐却在《有感二首》、《重有感》、《故番禹侯因账罪致不幸事觉母者他时过其门》、《曲江》等诗篇中直斥宦官为“凶徒”，愤怒揭露他们篡权乱政，大肆杀戮，诛连的罪行和践踏法纪，劫夺财货的行径，并以沉痛的笔调描绘出长安内外，昼夜号哭冤鬼悲歌的凄惨恐怖的景象，表达了广大士民渴望和平的愿望。
牛、李党争对晚唐政局，以致整个帝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的，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恰巧是党争剧烈的时代，他虽没有参与牛、李党争之中，但却一直处于牛、李党之争的夹缝中，深受其害。他有大量的诗歌揭露党人勾心斗角，排除异己的种种丑行，反映他对朋党之争的愤慨的抒发，这是他揭露封建统阶级集团黑暗的又一方面。在他的《无题》诗中写到“莫近弹棋局，心中最不平”，写出朋党之争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并且也威胁到自己的亲朋好友。他处于朋党的漩涡中，屡遭排斥，不仅遭遇不幸，连人格也受到污蔑，通过这首诗表现出诗人对党争的愤慨和对当时社会的忧痛之心。他的《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和《哭虔州杨四郎》指出党人祸乱，忠臣枉死，再度写出党争对国家的危害，现出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综上所述，李商隐生活在黑暗腐朽的晚唐社会，他一生命运多舛，抱负不得施展，却关心国家，关心君主，关心人民的疾苦。他看到昔日的帝国不再回来，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把自己忧国忧民的悲情深深的寄予他创作的诗歌中，通过诗歌向后人展示出他爱国的情怀和对晚唐社会的深深地忧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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