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纪行组诗创作原因
元稹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他创作了《使东川》和《西归绝句十二首》两组纪行组诗。这两组纪行组诗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奉使东川及自唐州西归长安的行旅征程，行役之地的自然景观同诗人内心丰富的情感和心态在诗中得以密切结合。
元稹(779——C831)，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郡望河南洛阳，世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中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与白居易并称为“元白”。他给后世留下了两组纪行组诗，一是元和四年(809)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东川途中所作的《使东川》，二是元和十年(815)自唐州从事任上西归长安途中所作的《西归绝句十二首》。这两组纪行组诗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奉使东川及自唐州西归长安的行旅征程，行役之地的自然景观同诗人内心丰富的情感和心态在诗中得以密切结合。本文就针对元稹创作这两组纪行组诗的原因和心态进行探讨。
一、元稹纪行组诗的创作原因
我们知道，唐人出行的机会很多，漫游、游幕、赴考、赴选、赴任、奉使、迁贬、回朝等都需要经历长途跋涉，作为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元稹，其行旅经历必定不止一两次。据元稹《百牢关》：“那堪九年内，五度百牢关。”①《遣行十首》(其七)：“七过褒城驿，回回各为情。八年身世梦，一种水风声。”可知其多次在长安至山剑滇黔道行走，或是游蜀，或是出使，或是被贬，那么为什么他单单在元和四年奉使入蜀时作纪行组诗?为什么他在元和五年被贬江陵途中半月存诗38首却不用组诗形式，而在在元和十年诏追赴阙时却有了《西归绝句十二首》?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如果要以组诗纪行，那么此次行程一定是有着特殊价值的或者是值得纪念的。元稹“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积极入世者”，97这本是一个简单的可以以轻松从容的姿态面对的个案，但对于以“为国谋羊舌，从来不为身”(《感事三首?一》)为责任，怀抱“荡涤反时气， 然后好清明”(《春禅》)的政治理想的元稹来说，这一次出使是异常重要的，这一点可从他取道骆谷这条最艰险的捷径，急如星火奔赴蜀地看出。元和十年，元稹在唐州从事任上被诏追赴阙，逐臣征还往往意味着政治仕途将发生重大转折，经历过贬谪的元稹，此时的心情必定是十分复杂的，一两首诗不能尽述，所以干脆以组诗《西归绝句十二首》纪之。
二是山水险绝奇丽，吸引力大，值得挥毫泼墨，吟咏唱叹。关中与蜀川来往道路，汉中以南有南栈道、东川道，以北有褒斜、子午、骆谷、陈仓四道，另有自利州(今广元)溯嘉陵江往略阳、青泥岭、两当、徽县抵凤州(今凤县)与陈仓道合路的水道。其中褒斜、子午、骆谷、陈仓四条是主线。86这一路景色千奇百怪，足可与褒斜道媲美，骆谷、汉水、褒城、大小漫天岭等历来为诗人们所青睐。以骆谷为例，据元稹《骆口驿》自注：“东壁上有李二十员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题名处，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题《拥石》、《关云》、《开雪》、《红树》等篇，有王质夫和焉。”题诗之多，足见骆谷对文人吸引力之大。长安至荆襄岭南道的特点在于水陆交汇，灞桥、蓝田、商山、南阳等沿途景点不胜枚举，仅商山路就有七盘岭、仙娥、四皓、洛源等多个景点，白居易、温庭筠、雍陶、杜牧等均有诗咏商山，元稹《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二)即是描绘商山驿路上的风景。
此外，组诗的创作也与诗人的情绪意兴相关。元稹创作组诗的经验可说是非常丰富的，他常以组诗的形式抒写自己汹涌而不可抑制之情怀。《遣悲怀三首》、《六年春遣怀八首》、《遣行十首》等组诗，就是他悼念妻子，伤痛不已之下所作;其作于元和五年的《有鸟二十章(唐寅)》诗，则是在对奸恶宦官、跋扈方镇、不法权贵极度不满和憎恨下以笔为矛进行批判。由此看来，元稹的纪行组诗《使东川》、《西归绝句十二首》也应该是在其情绪意兴浓厚的情况下所作。但是否就是诗人担任要职、诏追赴阙心情愉悦的情况下所作呢?这里有必要对元稹创作这两组纪行组诗的心态进行探究。
二、元稹纪行组诗的创作心态
《使东川》是元稹担任监察御史时所作。监察御史，在唐代御史台台、殿、察三院中颇引人注目。监察御史虽然只有正八品上，但其监察所涉及的层面很广泛，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监祭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劫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9295按常理言，诏追赴阙，意味着结束贬谪，升迁有望，对于谪宦江陵五年之久的元稹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在归返长安途中所作的《西归绝句十二首》却并不是首首欢快。元稹被召回长安之时，正在唐州前线。当时正值淮西吴元济叛乱，朝廷委派荆南节度使严绶带兵进讨，元稹以从事之职随同前往。在几路大军的围攻下，取得胜利是之日可待的。
而一旦胜利，参与这次平叛的有功人员肯定会得到提拔，因而元稹这时的行动是积极的，心情是欣喜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就说：“重喜登贤苑，方看佐伍符。判身入矛戟，轻敌比锱铢。”可就在元稹冀图为国立功之时，他接到了唐廷将其召回京都的命令，也许这次回京朝廷会重用他，但也有可能他将面临再一次的贬谪，因为仇士良此时恰好前来淮西担任监军使，这可能是在京担任禁军中尉的宦官头目吐突承璀预设的陷阱，目的就是让元稹失去这一次立功升迁的机会。29元稹此时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要知道他此时已年近不惑，能为国效力、建功立业的时间还有多久?机会还有多少?这也是令诗人倍感愁闷之处。
在此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回到长安虽然是诗人自贬谪以来所热切期盼的，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丝苦楚。元稹虽然祖籍河南，但他的六世祖元岩在隋代时就迁居到了长安靖安里，所以在长安出生的元稹自然将长安视为了自己的故乡，他常在诗中称长安为“帝乡”、“故园”，可见他对长安是充满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的。此外，因永贞革新而被贬斥远地的刘禹锡、柳宗元以及永贞革新的支持者李景俭也即将归京，诗人就要与朋友知己欢聚了，自是心情欢愉。但曾经举荐赏识过他的裴相公已经故去，诗人不免有些悲伤。所以，前途未卜的茫然、友人逝去的悲哀与对这次归京的热切期盼也就在诗中糅合起来。
文学艺术，作为作家(主体)和社会现实生活(客体)的中介，它一方面是客体的反映，但另一方面又是主体的反映。它反映着以作家为代表的主体的表现力、创造力、审美力，反映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心理氛围。因此，在文学研究中，不能局限或停留于客体，即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直观形式分析方面，忽视或回避了创作活动中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和精神、心态的挖掘。对于元稹纪行组诗的研究，只有先把握了诗人的创作原因及心态，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组纪行组诗的思想内容，探明其艺术特色。
拓展阅读：元稹与白居易的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双峰并峙的作家。或是因文体相类而并举，如屈宋。或是因成就相当而连称，如李杜。或是因文风近似而同列，如韩孟。而元稹与白居易，不但交情深厚，而且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互有启发，互相影响，在文学史上并称“元白”。
元稹与白居易初识于拔萃科考试之时，当时白居易三十一岁，元稹二十四岁。从此他们从同僚发展成了诗友。虽然他们和当时的一些文人都有密切的来往，如元稹与李绅，白居易与刘禹锡，但他们都是彼此最亲近的诗友。在他们交往的三十年间，彼此唱和诗作达千余首。而且白居易的很多作品，都是受了元稹的启发。比如元稹读了李绅的《新题乐府》二十首，立即和作其中十二题，并示与白居易。这对于创作了《秦中吟》的白居易来说，是一个挑战，于是不但逐首和作了元稹相示的十二题，而且新拟了三十八题，写成了五十题一组的大型组诗。如果没有元稹这个促进因素，白居易的新乐府规模可能没这么巨大，艺术成就也可能要打些折扣。白居易创作了《长恨歌》，元稹受其影响写出了《连昌宫词》。元稹写了《琵琶歌》，白居易受其启发创作了《琵琶行》。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二人在诗歌创作上互相借鉴、共同进步。
元稹与白居易因为共同的人生追求走到一起，在文学上惺惺相惜，在生活上患难与共。在元稹丁母忧时，白居易分俸资助，这使元稹终生难忘，并在白居易丁忧时倾囊相资。在后来双方递遭贬谪时，也能不避嫌疑，互相关怀。可以说元稹与白居易的关系非常密切，立朝以正直相期，做人以道义相勉，作诗以风雅相律，他们的友谊是“同志曰友”的最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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