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绘声绘色地再现千变万化的音乐形象，已不能不使我们惊佩作者的艺术才华。但作者的才华还不仅表现在再现音乐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形象的千变万化，展现了琵琶女起伏回荡的心潮，为下面的诉说身世作了音乐性的渲染。
正象在“邀相见”之后，省掉了请弹琵琶的细节一样;在曲终之后，也略去了关于身世的询问，而用两个描写肖像的句子向“自言”过渡：“沉吟”的神态，显然与询问有关，这反映了她欲说还休的内心矛盾：“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等一系列动作和表情，则表现了她克服矛盾、一吐为快的心理活动。“自言”以下，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抒情笔调，为琵琶女的半生遭遇谱写了一曲扣人心弦的悲歌，与“说尽心中无限事”的乐曲互相补充，完成了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
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异常生动真实，并具有高度的典型性。通过这个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们、艺人们的悲惨命运。面对这个形象，怎能不一洒同情之泪!
作者在被琵琶女的命运激起的情感波涛中坦露了自我形象。“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的那个“我”，是作者自己。作者由于要求革除暴政、实行仁政而遭受打击，从长安贬到九江，心情很痛苦。当琵琶女第一次弹出哀怨的乐曲、表达心事的时候，就已经拨动了他的心弦，发出了深长的叹息声。当琵琶女自诉身世、讲到“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的时候，就更激起他的情感的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病相怜，同声相应，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写琵琶女自诉身世，详昔而略今;写自己的遭遇，则压根儿不提被贬以前的事。这也许是意味着以彼之详，补此之略吧!比方说，琵琶女昔日在京城里“曲罢常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的情况和作者被贬以前的情况是不是有某些相通之处呢?同样，他被贬以后的处境和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以后的处境是不是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呢?看来是有的，要不然，怎么会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我”的诉说，反转来又拨动了琵琶女的心弦，当她又一次弹琵琶的时候，那声音就更加凄苦感人，因而反转来又激动了“我”的感情，以至热泪直流，湿透青衫。
把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琵琶女的遭遇，同被压抑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相提并论，相互映衬，相互补充，作如此细致生动的描写，并寄予无限同情，这在以前的诗歌中还是罕见的。
附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七月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来说，当然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也是他对于政治方面和诗歌创作方面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割据势力(藩镇)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唐王朝相对抗。唐宪宗(李纯)元和中，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镇州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互相勾结，拥兵叛唐。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王承宗派遣刺客刺杀主战派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引起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当时，唐王朝的宰相为武元衡、张弘靖、韦贯之等人，武为积极主战派，御史中丞裴度也主张用兵，而张、韦两人表面上以不宜同时讨伐两河(河北、河南，即王、吴等)为辞，实际主张绥抚，息事宁人，承认既成事实，而与武元衡意见不合。事情发生以后，朝臣们大为惊恐。而这时白居易不过是一名闲官，但忧国忧民之心，却仍旧非常强烈。他看不惯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僚们的行径，首先向宪宗上疏，请求迅急逮捕凶犯，以雪国耻。遭到了张、韦等人的不满，并对他加上了“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和“伤名教”的罪名。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对做官为宦的人，后一罪名非常严重。这两种罪加起来，于是被贬官到长江以南边远地区去做刺史。但是，事情并没完，中书舍人王涯利用自己的职权(中书舍人有权驳回皇帝下达的诏书)，说他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这样，从六月初到七月，这件事经过反复酝酿、制造，两次下令，最后，追回前诏，另下一道命令，让他做一名江州的副职——司马。白居易在那儿整整呆了四年。这就是当时被贬的全部经过。
除了张弘靖、韦贯之两人以外，其余那些“素恶居易者”是些什么人?因为什么“素恶”?白居易为什么得罪了他们?这就要从白居易的有名的诗歌说起。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在他创作的实践中加以实现。他在元和初年，写下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著名诗篇，用诗歌作为武器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使得当权者有所警惕，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人民的痛苦有所减轻。正是这个缘故，得罪了“权豪贵近”“执政柄者”“握军要者”，招致了许多人的非议和不满。这些人暗中怀恨在心，等待时机，对他或施明枪，或射暗箭;但因这时白居易正在皇帝跟前做翰林学士，虽“为奸人所排陷”，但有一道护身符保护，对他也莫可奈何，无从下手。而到元和十年，盗刺宰相这一公案发生时，白是一名闲官，不仅没有保护伞，而且曾经信任他的那位皇帝，对他的“直言极谏”早已厌烦了。这时，白居易的敌手们看见有机可乘，便一窝蜂地、集中火力对准他开炮，一个罪名不够，加一个，再加一个，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几年里，执政柄、握军要、掌大权的，具体是什么人呢?
元和三至五年，三公中，杜佑是勋旧贵戚，时年已七十多犹掌朝政。白居易在《秦中吟》第五首《不致仕》中对于七十以上高龄而贪恋禄位、不肯致仕(退休)的大官僚，讽刺备至，遭到杜佑(及其子孙和门生故吏)之忌，自是意料之中事。于是贞元末、元和初极为专横的一个方镇，《旧唐书》本传说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德宗对他亦无可奈何。
对于这种人，白氏是深恶痛绝。元和三年九月，曾向宪宗上奏《论于裴均状》，论其三不可，之后，又有《论于所进歌舞人事家状》，揭露于的丑恶。这两次劝谏自然会遭到于的嫉恨，于和他的党羽打击白氏，当然是十分可能的。其次宰相中的李吉甫和度支使中的裴均，也都是白氏的对手，这些人的党羽，一直在朝掌权，“素恶居易者”之中，这些人和他们的党羽自然也包括在内。至于一直被皇帝信任、统率禁军的宦官吐突承璀，正是白居易在诗中斥责的“中尉”。元和十年，吐突承璀还在掌权，他不趁机报复，才是怪事呢!还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书舍人王涯，不顾公理私谊，反而恩将仇报，狠狠地在白氏头上抛下一块石头!